张斌：中国经济结构转型的瓶颈是公共服务业
文/张斌 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CF40）高级研究员
原创声明：本文为作者在2016年6月5日的中国金融四十人路劲奖学金班第十届毕业典礼上所做的主题演讲，由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秘书处整理，转载请注明出处。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CF40立场。
收入增长到一定阶段后，经济结构将开始转型：工业增长慢于GDP增长，技术（人力资本）密集型服务业增长快于GDP增长。中国已经非常标准地进入了经济结构转型期。引领未来经济增长的动力主要来自两个方面：工业产业升级和人力资本密集型服务业发展，前者进展还好，后者面临发展瓶颈。中国有望形成收入增长、价值观转型与经济转型的良性循环。
我今天讲的主题与同学们未来的生活存在很大联系，中国的经济会不会更好？ 95后的生活会不会比父母更好？这是我要回答的核心问题。最近几年，中国经济持续下行，对此争议颇多，有表示乐观的，认为中国经济要崩溃的也不在少数。今天我同大家分享一下我对这个问题的思考。
经济社会的发展和演进和人的成长历程类似，在不同阶段拥有不同的特征。凡是进入高收入队列的经济体，都存在一些规律性现象。
第一个现象是，收入增长到一定阶段后经济结构开始转型。一个国家由穷到富的过程中，刚开始人口大部分从事农业活动，接着越来越多的农业人口开始进入城市，从事工业活动，这是农业社会到工业社会的转型。工业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之后，我们又会发现越来越多的人和资本离开了工业部门，进入服务业部门，这就完成了从工业部门到服务业部门的第二次转型。发达经济体社会都是由服务业主导，大部分人力也都分布在服务业里，这是非常强的规律性现象。
图1 工业部门增加值发展趋势与人均收入的关系
一个国家由穷到富，会先从农业社会演变成工业社会，再从工业社会演变成服务业社会。与这个规律性现象相伴随的是，几乎所有工业社会都是在类似的一定收入水平上向服务业社会过渡。国际经验的发现是，当一国人均GDP达到 8000-9000国际元（1990不变价）时，该国的工业社会就发展到了高峰，在此之前工业部门将加速增长，而在此之后，不管是工业部门的就业占比也好，名义增加值占比也好，或者是居民消费支出中的工业品占比，都会出现趋势性下降，服务部门的就业、增加值和消费占比则持续上升。
从表1，我们可以看到这类结构转型的轨迹。二战后首先在美国发生这种结构转型，接下来是西欧和日本（西欧和日本几乎同时发生），70年代末轮到南欧，80年代中后期则是东亚四小龙。即所有成熟的高收入经济体都经历了类似的变化。发生上述变化有两个理由：一是制造业技术进步速度快于服务业；二是随着收入增长，消费者更加偏好难以制造的个性化产品，尤其是服务业。简单解释下第二个理由国民收入处于不同阶段时，对产品的需求是不一样的。当对标准化工业品的需求慢慢达到饱和后，就会把更多的支出放在消费服务上，即收入水平越高，消费支出结构会更偏向于服务。技术（人力资本）密集型服务业增长快于GDP增长。
刚才介绍的大背景可以帮助我们认识今天中国经济所处的位置。理解了中国经济今天的位置之后，我们可以找到很多理解当前经济现象（包括很有争议的现象）的线索。现有经济学文献有四个指标评价一国是否处于结构转型的拐点期：人均收入、工业部门增加值占比、工业部门就业占比和工业品消费占比。
中国2010年人均GDP 为8032国际元（1990不变价），达到国际经验中发生从制造业向服务业转型的收入门槛临界值，2014年人均GDP为10745国际元。以工业和制造业名义增加值份额确定的转型时间分别是2007年和2008年。以就业份额确定的转型时间是在2008（农民工数据）-2012（第二产业数据）年之间。服务业消费占比2010年之后连续上升，相对应的是工业品部门占比下降。
图2 中国人均GDP
图3 工业、制造业和服务业增加值份额
图4 第三产业和农民工制造业就业份额
图5 制造业产品及服务业消费占比
驱动转型的力量是什么呢？当收入提高了之后，国民不再愿意将多余的钱花在工业品上——专业术语称作“需求收入弹性”。当收入增长10%，对商品的支出也增长10%，那么该商品的需求收入弹性为1；而当收入增长10%，对产品的支出大于10%，那其需求收入弹性则大于1。从图6我们可以看到，工业品的需求收入弹性开始是上升的趋势，即随着收入增长，对工业品支出的增长越来越快，甚至高出收入的增长。但在拐点期过去后，终端工业品需求端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当前主要工业品的需求弹性都在趋势性下降渠道，而且绝大多数低于1。
交叉观察四个维度指标后，我们可以判定中国已经非常标准地度过了经济结构转型期。有人认为中国过早地去工业化。从国际经验来看，这个结论是不成立。因为有些国家工业部门的峰值会特别高，比如德国是50%；有些经济体则较低，比如香港是城市经济，工业部门的峰值只有34%；基于国际经验的工业部门增加值占比峰值均值是40%，中国工业部门的峰值则在41%左右。中国的转型动作很标准。
当一个国家的工业化高峰期结束之后，这个国家十有七八会经历经济增长速度台阶式地下降。日本就是一个很典型的例子，日本工业化高峰期的拐点期发生在70年代初。在此之前，日本60年代经济增速为8%-9%，70年代经济增长速度为4%，比60年代增长的速度减少了一半。日本的经济下滑速度也许略微偏高，有些国家会略微偏少，但是大部分国家都会出现非常明显的经济下滑阶段。
为什么经济增长速度会下滑？首先，所有投入要素都会呈现为下降的趋势，比如劳动投入增长速度在下降，劳动时间在下降，加总的TFP增速下降，资本投入可能也在下降。此外，不当的政策应对措施同样会导致经济增长速度的下滑。经济增长会经历一个自然下降的历程，这就好比人的身高增长速度在达到一定阶段之后会放慢。如果为了保持过去的增长速度，继续过度刺激经济增长就会导致资源错配，而资源的错配及浪费对可持续的经济增长速度具有不利的影响。
由于国民收入的提高，对工业部门产品（尤其是标准化的工业品）的需求会下降。那么，新的经济增长力量在什么地方？工业品的支出增长会慢于收入增长，在座各位应该都有体会，钱会被放在两个地方：首先是个性化、新颖的高科技工业品，这是推动产业升级的力量；另一个则是服务业，准确地说是人力资本密集型服务业。
尽管现在出现了产能过剩及工业部门增长速度下降，但是工业部门的产业升级并非停滞不前。工业部门产业升级所发生的形态是多种多样的，不仅是新产品、新科技，也可能是销售渠道、管理方式创新。从哪个方面视角来看待工业部门产业升级最好？一个有益的观察角度是贸易，进出口贸易在中国工业部门占比高、涵盖行业宽，涉及就业人数多。更重要的是贸易数据质量比较好。
通过观察中国过去几年贸易方面的数据，不难发现中国的贸易在过去几年已经发生了“进口替代革命”。金融危机之前，中国的贸易依靠“大进大出”，通过量的扩张使贸易增长迅速提升，增长速度高达30%。最近几年贸易增长速度与出口增长速度都有所下降。但是，中国出口中的进口成分却在持续快速地下降，越来越多从日本、韩国、和台湾地区进口的中等、甚至中高等技术的中间品被国内产品所替代，这方面的变化相当突出。单位出口的增加值率在快速上升，这种现象反映了中国工业部门的产业升级。
为什么中国的工业部门能做到这点？原因如下：第一，中国制造业产品由私人部门主导，且处于高度开放的市场竞争环境，与国际高度接轨。中国没有道理做不好。第二，中国独特的优势。规模的大小对于制造业至关重要。如果没有一定的市场规模，就会失去很多潜在的机会。中国制造业拥有全球最大的本土市场规模，蕴含了更多产业升级的试错机会。中国的工业品，从中间原材料到终端产品，都实现了显著的进步。从这点来看，中国工业部门的产业升级取得了良好的结果。
未来经济增长的另一个引擎来自人力资本密集型服务业。现在服务业大概可以分为14类。这14类服务业当中有10类属于人力资本密集型服务业。数据显示，人力资本密集型服务业的增长速度要快于GDP的增长速度，并且引领了GDP的增长。而劳动密集型服务业，比如交通、仓储、住宿、餐饮和居民服务的增长都会慢于GDP的增长。这种现象不仅与国际经验一致，同时也说明中国在人力资本密集型服务业领域取得了进展。
表2 人力资本密集型服务业发展快于GDP增速
即便如此，中国在人力资本密集型服务业领域还存在巨大缺口。最典型的例子是现实生活中存在三座大山：孩子上学，老人看病，以及住房问题。孩子上学属于教育问题，老人看病属于医疗问题，住房其实不是房子本身的问题，而是房子周边的公共服务，比如交通、教育、医疗以及环境问题。教育、医疗与服务都存在短缺，人力资本密集型服务业成为现在经济增长所面临的最大瓶颈。
为什么人力资本密集型服务业的发展面临瓶颈？其中有三个原因比较突出。
第一，行业规制被扭曲。很多私人部门可以做的领域，比如医疗、教育和服务，受到了政府过度的管制。资本以及人力的流入受到一定程度的限制。由于行业规制带来的不同形式垄断，事业单位、国有企业这些服务供给商会选择劣质高价的服务方式。
第二，政府没有转换工作重心。从刚才的表2可以看到，在14大服务类行业中，超过三分之一主要由政府提供，国际经验也是如此。政府本应该花很多人力资源在公共服务方面，但是我们的政府当前没有将人力放在这方面，原因在于政府还定位于发展型政府，政府将资源更多地投放于基础设施建设，用于改变城市面貌，支持工业企业和产业发展。发展型政府不是服务型政府，所以政府在提供服务的过程中就会面临两个问题：其一，提供公共服务具有负担，政府需要权衡；其二，即使政府打算提供公共服务，但是由于信息不对称，政府不了解什么服务才是公众最需要的项目。
第三，大城市土地供应限制和城市公共管理落后。从人力资本积累的地域特征来看，人力资本积累最快、提高最快的地方是大城市。因为大城市的密度高并且差异大，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近，差异也大。人们更容易发现自己与他人之间的差距。无论是出于阴暗的嫉妒心还是光明的上进心，人们总想往前赶，往上爬，这就提供了很多创新和提升的机会。所以，大城市发展成为引领人力资本密集型行业重要推动力量的是人口的集聚和高密度。但是，现在我国大城市在发展过程中面临着政府管制住宅用地的大问题。这些年为什么北京、深圳的房价涨得这么快？除了货币因素之外，很大原因就是一线城市土地供应量在急剧下降，特别是住宅用地数量在急剧下降。但是大家还是愿意涌入北京、上海等大城市，因为这些地方能提高人力资本素质。但是现在这个人力资本进步的进程由于房价的问题而受到阻碍。
虽然我们具有这些瓶颈，但是我认为，我们可以走出中等收入陷阱、迈向更高收入阶段，这是无法阻挡的。
无论是行业管制的扭曲，还是政府职能问题，背后的根本原因有两个：
其一是缺乏问责机制。西方老百姓之所以有能力施压政府，令其为他们提供公共服务，之所以可以让政府了解他们需要什么服务，靠的就是问责机制。不仅是公民的投票权，还依靠媒体舆论监督，公民一方面可以给政府施加压力，一方面也可以告诉政府自己需要什么，最大的矛盾是什么。这种问责力量是推动政府职能转型的关键。我们的政府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做得很好，比如高铁、机场、钢铁、高速公路，但是在民生方面做得很不够，主要就是因为问责机制缺失。
其二是人与人之间缺乏信任。我举个医院的例子，我们去医院看病，可能会质疑医生开错药，药价是否合理。不止是在中国，在其他国家也如此。这其中存在严重的信息不对称问题。如果医患之间存在强烈的不信任，作为患者，我会要求第三方力量介入，要求政府管制。当社会中人与人之间信任程度越低，需要政府管制的力量越强。从政府的角度来说，无论是我们的政府还是西方的政府，都非常乐于提供这种管制，因为政府在管制过程中可以获得好处，我们称之为“租金”。有时候政府介入后确实解决了信任问题，但是很多时候政府介入后反而会产生新的麻烦，导致恶性循环。重要的根源就是社会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度太低。
所以，问题的关键有二，一是信任问题，二是问责问题。在我看来，解决这两个问题的出路是有的。我用最后一张图加以说明。
图9 形成收入增长、价值观转型与经济转型的良性循环
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人们的观念会发生变化。其中一种是物质价值观，一种是后物质价值观。小时候受过穷、挨过饿的人对物质价值的感受更深，会自然而然地认为稳定地增长非常重要。从更宏观的角度看，经济稳定增长非常重要，国家发展支柱产业、进行基础设施及国防建设非常重要，这些都是物质上的。如果小时候没有受过穷，比如在座的95后，不会太多考虑没饭吃、没地方住的问题，而更在意个人观念的表达、权利的实现、与别人平等的对话，这就是后物质价值观。这两种价值观在不同的阶段有不同的用途。后物质价值观在经济和政治上，反映为平等对话的诉求，反映为百姓对政府具有更多问责的意愿和倾向。后物质价值观下，如果百姓不认可某项工程，认为它会侵害到个人利益，会有更多的反对声音。
随着收入的增长，社会上持有物质价值观人群的比重会下降，持有后物质价值观人群的比重会提高。后物质价值观的普及会带动社会资本的提高，民主问责的声音也会越来越多，这就会改变公共资源的配置，改变信息不对称的状况，优化公共服务，进而优化资源配置。我刚才讲了，结构转型最大的瓶颈不在于制造业的转型升级，而在于人力资本密集型行业的发展。而人力资本密集型行业突出地表现为公共服务行业，包括被政府管制的这些服务。如果这些服务得到改善，会进一步推动人们收入水平的提高，这样就会形成一个良性循环。从图9来看，不光涵盖了经济，也包括决策机制、政治空间以及循环机制。
当今世界，还没有一个国家按部就班、非常标准地走过了工业化高峰期，而又没成为高收入国家。工业化过程的背后蕴含着收入的积累，以及人力资本、社会组织管理能力、生产能力的积累，这是系统的改变。如果一个国家已经系统性地发展到了一定水平，前进是很自然的。我对中国未来的经济很有信心。我相信，在座各位未来会比你们的父辈生活得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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